由前中国气候谈判代表邹骥率领的团队完成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如果在2020年时达到碳排放比2005年减少45%的目标，则今后10年每年需要为此新增300亿美元的投资，相当于每个家庭每年要多负担64美元。
这是邹骥团队5天来新进行的一项计算。中国于11月25日向世界宣布旨在应对气候变暖的减排计划表，确保到2020年时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将比2005年降低40%到45%。
“如果把新的诺言将造成的潜在的宏观经济损失、特定行业的失业以及提高贫困和弱势群体的生存成本等计算在内，则中国需付出的代价更为巨大。”12月1日，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的邹骥对本报记者说。
中国的诺言公布后，一些国外机构称，这一目标“只相当于‘十一五’时期的基准线”。邹骥对此观点予以反驳。他计划在下周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公布他的上述研究成果。
对于邹骥所指出的新增减排成本，国内发改委人士的看法略有不同。
“要实现我国诺言的目标，国内需要新增多少投资，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定的静态数字。”国内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系统研究室主任姜克隽12月1日对本报记者说，“投资的数字不是固定的，由于价格因素，实际投资只能是动态的。”
“在基准线上已经代价沉重”
邹骥及其团队完成的这份题为《关于中国未来低碳发展路径和技术选择的情景研究》的研究报告，计算了中国2020年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分别比2005年下降33%、40%、45%或50%时将要发生的情形。
根据报告计算，2005年中国共排放温室气体56亿吨。如果到2020年时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削减33%，则2020年中国将排放109亿吨二氧化碳。
“如果目标是33%，那么我们只需要延用现有的措施就可以了”，邹骥解释说，“但即便是在这样一个基准线上，中国付出的代价也极为巨大。”
关于这一点，一位不愿具名的气候谈判专家告诉本报记者，“为达到GDP能耗下降20%的目标，‘十一五’期间，中国需要关停5000万千瓦的小火电，头三年已经关停了3000多万千瓦，这已经造成数十万人的失业”。
“中国在‘十一五’期间的行动是人类历较大规模的节能减排行动，用艰苦卓绝来形容都不为过”，姜克隽对此总结说。
根据邹骥的研究，当减排目标设定为“下降40%”时，则相当于比33%目标多减排14亿吨二氧化碳，新增成本还不明显。而当减排目标提升到40%以上区间时，减排成本开始飞速上扬——这是一个成本剧增的临界点。
“每个家庭多负担64美元”
邹骥团队的研究表明，当减排目标设定为“下降45%”时，则相比33%的减排目标要多减排22亿吨二氧化碳，每减排一吨碳的成本上升到14美元，每年增量减排成本为300亿美元，约占当年中国GDP的0.4%，相当于国内每户居民每年要多负担64美元。鉴于一部分发达国舆论认为中国所许诺的减排幅度“仍然不够”、“即便下降50%也是低”的观点，邹骥团队又计算了减排目标为“下降50%”时的情形。
研究表明，在“下降50%”目标下，2020年中国共排放80亿吨二氧化碳，相比33%的减排目标要多减排29亿吨。此时，每吨碳的减排成本上升到了27美元，每年增量减排成本达到860亿美元，约占当年GDP的1.2%，相当于每个家庭每年要多负担166美元。
对于邹骥团队上述研究数据，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的刘滨副教授不予置评。刘滨团队接到了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国内课题。“我们的报告也按照不同情景假设了中国为不同减排的目标而付出的代价，但是因为课题是政府委托，无法透露相关数据。”她说。
国内发改委气候司的一名官员也对上述数据不予置评。
此前，国内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发布的《2050中国能源和碳排放报告》测算，如果中国要发展真正意义上的低碳经济，则每年需增加额外投资1万亿元人民币。“减少碳排放，不仅仅在于节能投资方面，比如如果增加核能和水能等清洁能源比重，那么同样可以达到碳排放的效果。不同的侧重会导致实际的投资情况不一样。”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杨富强认为。
“对排放权要寸土必争”
要实现如此艰巨的减排目标，对技术和资金支持的需求无疑是巨大的。
据本报记者了解，能源、交通、电力等6大部门的最关键60多种通用气候友好技术，有40多种为中国所不掌握，而发达国一直未向发展中国转让技术，在资金转让方面也乏善可陈。
“发达国不会有很多资金给中国，美国国会有一种普遍的观点，美国一分钱也不会给中国的”，邹骥说，“发达国已经把中国研究透，企图一步一步把中国逼入棋局”。
给予中国压力较大的是美国，美国一直要求中国给出温室气体排放的峰值，但美国自己温室气体排放也没有达到峰值，而且中国人均累积历史排放从1850年到2004年，不到70吨，美国是1100多吨。
“G8国内提出的方案，到2050年全球要减排50%，而发达国要多排到80%，如果这一方案成为国际公约的话，那么今后40多年发达国要比发展中国排放的高3.5倍。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公平。”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说。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